因素扰和打击的行业。

        分散的自耕农想要长期维持正常农业生产和土地分秩序的场景只存在于环境风调雨顺、朝廷运转良好的特定历史时期中。

        讲得简单暴，哪怕没有官府或者大地主等各种现实因素，也必然会有分农因为天灾、疾病、理不当等各种原因破产，也必然会产生贫富分化。

        只能说农拥有的土地越多，抗风险的能力相对越。

        不过反过来说，如果真的有这么一段风调雨顺的好时光，那么不断增长的人和日渐繁荣的商业也会破坏静态的土地分秩序。

        人均一两亩土地的分，哪怕再平均，实际上也很脆弱，这和朱由检分地给百姓，却一直改善不了百姓的生存环境是相通的。

        大旱前，朱由检是保证了绝大多数百姓手里都有两亩到三亩耕地，少量甚至拥有十亩，二十亩。

        然而，一场大旱来，土地兼并的速度比朱由检想的还要快。

        他想抑制土地兼并，给百姓更大生存空间的想法和计划，实际上因为三年时间的天灾大旱，这个计划在许多省份已经宣告破产。

        计划的失败，让他算是明白了许多理。

        在这个时代，想要维持一种稳定土地分秩序，或多或少需要凑足五条条件。

        首先第一条就是风调雨顺，没有严重的旱涝，农业生产比较稳定。

        第二条，朝廷的运作必须相对良好且维持成本不，使得每个百姓可以享受一些起码的官府福利，比如蠲免等福利，让农分摊到的财政压力比较低，相应抗风险能力比较。

        第三条、必须地多人少，土地供给比较充分，或者土地增长速度要和人增长速度相当。

        第四条，民间市场不活跃，土地转的需求比较低、百姓普遍贫穷以至于没有可供动的财富。

        第五条，新作的引，使得土地粮产量增加，这也变相延缓地多人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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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条，基本上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封建王朝早期土地兼并问题不尖锐，就是因为上面这些条件相对比较容易被满足。

        只是这些条件其实都不是人力可以控制，所以想要设计一个政治制度来固定这些条件始终不变是不到的。

        朱由检最开始能分地，是因为他带着一群没有土地的人分了土地。

        但现在的问题是，他带的那批人都分了土地，并且许多人还参与了天灾的土地兼并。

        这种时候，他想用参与了土地兼并的人来解决土地兼并，这等同于是让面的人表演“我杀我自己”。

        好在朱由检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这条退路也就是当初分田时制定的一条政策，即“土地属于御监，土地不可买卖”。

        说到底，分了那前前后后近两亿亩耕地的百姓，都是御监的佃，只不过他们的自主比佃更大，上面没有一个地主着他们罢了。

        不过，一旦朱由检开始要，那分去的地，实际上是能追查回来的，因为这些地名义上都属于“朝廷的地”。

        这也是为什么孙传庭每去一个地方巡抚，都能抓到一批“大鱼”的原因。

        事绕了回去，绕到了泰昌元年的局面。

        当初的朱由检需要培养一个不沾染太多利益的新兴组织来解决土地兼并，给百姓分地，而现在的他又需要一个新兴组织来将兼并土地的人给收拾，将被他们兼并的土地给吐来。